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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真专访刘进庆 | 台湾战后经济发展的虚相与

原创版权 清华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公众号作者: 字体大小选择: [ ]

在访谈中,刘进庆先生和陈映真先生对台湾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三十余年至八十年代后期的状况进行评述。刘进庆先生指出,由于私人资本在政府以及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卵翼下长大,台湾资本家势力与国民党政权必须相互结合;然而在1980年代以后,官僚资本垄断和政治体制的落后,已逐渐成为台湾工业升级、经济转型的绊脚石;同时,台湾经济具有依附于美日的边陲性特征,故而台湾的资产阶级主体十分脆弱,在戒严体制下,“经济发展”的

  编者按

  今日是陈映真先生逝世六周年,保马推送《陈映真专访刘进庆:台湾战后经济发展的虚相与实相》和邱士杰老师对此的评论文章《“台湾经济发展的虚相与实相”访谈述评》以示纪念。八十年代末,台湾步入经济政治双重转型的关键阶段,陈映真先生为了同当时开始冒头的形形色色“台独”论述进行论争,也为了更深入地把握台湾社会性质,在九十年代进入一个全新的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学习期”,其显著的标志就是人间出版社翻译出版刘进庆先生所著《台湾战后经济分析》一书。以此为契机,陈映真先生撰写了一系列讨论台湾社会性质的理论文章,在小说领域之外,形成其思想的另一座高峰。

  在访谈中,刘进庆先生和陈映真先生对台湾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三十余年至八十年代后期的状况进行评述。刘进庆先生指出,由于私人资本在政府以及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卵翼下长大,台湾资本家势力与国民党政权必须相互结合;然而在1980年代以后,官僚资本垄断和政治体制的落后,已逐渐成为台湾工业升级、经济转型的绊脚石;同时,台湾经济具有依附于美日的边陲性特征,故而台湾的资产阶级主体十分脆弱,在戒严体制下,“经济发展”的代价皆由农民和劳工阶级承受。邱士杰老师认为,刘进庆先生对素来“饱受赞誉”的台湾战后经济发展模式所持“反潮流”的批判立场,是其经济理论的成就所在,尽管存在些许囿于历史限制的误判,刘进庆先生对台湾资产阶级软弱性鞭辟入里的分析,仍为分析台湾分离主义成因提供了经济学角度的切入点。

  【往期链接】

  

  

  

  

  陈映真专访刘进庆——台湾战后经济发展的虚相与实相

  文 | 陈映真 刘进庆

  从中心-边陲理论来看,

  台湾是以美日为中心的边陲经济

  陈映真(以下简称“陈”):台湾在日据时代通过日本殖民主义而编入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战后则通过美国而进入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体系。目前台湾是在美、日经济圈中从事生产与再生产。台湾从殖民地经济转换到目前“半边陲”国家的经济,使台湾战后经济呈现哪些问题?

  刘进庆教授(右)与陈映真(左)(图片为邱士杰提供)

  刘进庆(以下简称“刘”):台湾经济在日据时代,不用说,完全是一个殖民地经济。战后,在美国为首的全球性反共战略体制下重建它的经济体制。虽然现在的台湾经济,政府方面说它是民生主义经济,但是这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说法,实际上它已经是一种资本主义经济。比如说,民生主义经济有两大纲领,一个是“平均地权”,另一个是“节制私人资本,发展国家资本”。前面一项只做了一半:农村土地改革做到了,但城市地权改革没有做。后面一项更是离谱,二十余年来的经济发展可以说是“发展私人资本,节制国家资本”模式的发展,与民生主义经济背道而驰,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因为台湾经济受到以美欧日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影响,战后台湾的政治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局限性。即使是民生主义纲领也抗拒不了世界形势。既然采取开放政策、引进外资、促进出口,形成出口导向型经济,就难免受到美欧日跨国企业全球性国际分工体制的安排。今天的台湾经济已成为美日资本主义的外围加工贸易基地。如果从中心-边陲理论来看,台湾是以美日为中心的边陲性经济。所以说,战后台湾经济发展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它的资本主义化具有边陲性的性格。

  陈映真、刘进庆:《台湾经济发展的虚相与实相——访刘进庆教授》,《海峡》1987年第4期。(图片为邱士杰提供)

  陈:1950年开始的冷战分裂构造对台湾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带来什么影响和特质?

  刘:台湾资本主义的发展,跟1950年的国土分裂、“反共”政策和东西冷战体制是息息相关的。战后,大陆国共内战接踵而起,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台,中国存在两个政府,以台海为界,国土分裂。1950年韩战爆发,美国马上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海以防止中共攻台,从此台湾与大陆分隔的局势固定下来。台湾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治经济单位,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1950年台湾军民建设海军基地

  在此以前,台湾光复之初,日人在台财产全归国有,当时全部产业的八成是公营,贪官污吏横行。日帝战时的统制经济,国民政府全盘继承下来,在经济体制上,可说是开倒车,实质上它既不是民生主义经济,更不是资本主义或自由主义经济,而是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垄断的半封建性经济。从台湾光复到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这一期间,台湾经济与大陆连在一起,因此不断地受到当时大陆政经混乱以及军事财政负担的影响,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苛求诛歛。原来农业资源非常丰富的宝岛台湾,变得民不聊生,这一段期间毫无经济复兴或经济发展可言。

  1950年代,台湾在东西冷战体制下,一方面依靠作为美国在远东围堵中共阵线的一环,彻底采取“反共”政策,接受美国援助;同时快速恢复与日本的经贸关系,重整台湾经济。在这个过程中,一面受到美国自由主义经济的压力,另一面为要保护大陆流转来台资本的活动以及台湾内部地主阶级的要求,开始采取扶植私人企业的政策,给台湾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契机。

  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中文简称:台积电,英文简称:tsmc,属于半导体制造公司。成立于1987年,是全球第一家专业积体电路制造服务(晶圆代工foundry)企业,图为台积电大楼

  1980年代以后,庞大的官僚资本垄断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落后,成为台湾工业升级、经济转型的绊脚石

  陈:台湾战后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在美国援助、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在美国强制指导下,国民政府制造了有利于私营企业发展的环境,哺育了台湾的资产阶级,结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外资、政府与资产阶级的三角联盟,因而台湾缺乏独立自主的资产阶级,这如何影响了台湾的民主运动?而经济发展是否必然导致政治的进步?

  刘:经济发展在发展中国家一般是透过工业化来达成,而工业化与民主化或者政治进步的关系,有它的两面性。在一般的情况下,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会促进政治的进步,使社会更加民主化。但是从历史、经济的教训来说,在某些情况,工业化不一定会促进政治进步。比如说,带动工业化的资本家势力和政治极权互相勾结起来的时候,工业化的进展和专制政治的存在则是同时并行。在这种情况,经济发展却与政治独裁相辅相成,工业化并不会促进政治进步,但到了某个阶段,政治独裁体制本身又会成为工业化的绊脚石。

  “三七五减租”纪念邮票

  台湾私人企业从1950年代以后,在政府优厚的保护下茁壮成长。1960年代,政府开放外资,奖励投资,让私人企业与外国资本结合促进工业化,带动经济快速成长。在这个过程中,私人企业在廉价劳力的基础上,加速其资本积累,促成财团企业的出现。同时,农业逐渐衰退,农民走向没落之途,台湾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化社会,资本家和劳工成为新的两大社会阶级,台湾资本主义初具模型。

  1953 年,陈诚、胡适视察农田

  然而,由于私人资本在政府以及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卵翼下长大,台湾资本家势力与国民党独裁政权不能不相互结合。因此,过去二十余年来的工业化与经济发展,没有给台湾的政治带来进步,没有做出正面的积极作用。不过1980年代以后,庞大的官僚资本垄断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落后,慢慢地成为台湾工业升级、经济转型的绊脚石。

  刘进庆(左)与凃照彦教授(中)、郑励志教授(右)在复旦大学合影(1983)(图片为邱士杰提供)

  陈:台湾目前面临产业升级的问题,但企业界投资意愿普遍低落,不愿做长期的投资,原因何在?

  刘:现在台湾企业界,不敢做大量投资及工业升级,这与产业结构、政治因素都有关系。除了这两个因素之外,企业组织不够现代化也有关系。先说企业组织,台湾的企业大都停留在家族企业。现代企业应该是社会化及大众化,经营权与所有权要分开,不应该由一个家庭或一个人来掌握经营,应该是由专业人才来支配经营。目前台湾的企业尚未到达这个水平。所以企业家对尖端的投资很怕,风险太大,不敢将自己辛辛苦苦所赚来的钱拿去冒大风险,去追求尖端的技术,这是一个因素。

  其次,产业结构影响投资升级是什么意思呢?金融机构以及基础工业,不对私人企业开放,那么他们的经营基础就无法多样化和全面化。这表示如果他们要投资尖端科技的时候,风险和代价会很大。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找到其他部门的利益来弥补,也无法找到一个可靠的金融机构长期辅助尖端科技的投资,这是私人资本在客观上无法下决心升级的原因。

  70年代台湾街景

  第三是政治因素,台湾政治前途不明朗,信心危机是造成他们不敢做长期投资的一大原因。而短期投资,一定是技术水平低的。不做长期投资的指标,可以从研究发展费用的负担比率看出。台湾的研究发展费用占国民所得的比率,不到1%,大概是0.85%,而发达国家大概都到达3%,我们只有人家的四分之一,是不够的。同时它又偏重于政府机构,民间的开发费用很少。所以,经济发展的实相与虚相的分别是很重要的。我认为台湾的消费水平,已经很接近发达国家的国际水平,我们日本、美国海外回来的人,常觉得在消费生活的享受上比不上台湾。消费水平跟发达国家跟得很紧的现象不仅止于台湾,是世界性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都有这种现象。问题是这种表面上的消费生活是属于经济的虚相的一面,实相在于它背后的生产力水平。

  我们从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商品及质量来看,台湾与美国、日本的差距相当大。二十余年来,这个差距虽没有扩大,但也没有缩减多少,这可以表现在国民所得的水平上。例如,去年年底台湾每人平均国民所得是3700美元,日本是16000美元。我们差日本四倍,这个差距二十余年一直没有多大变化。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这才是经济实相,而刚才我说的消费层面是一种虚相。

  台湾资产阶级的主体性太脆弱

  陈:台湾资产阶级一般说来缺乏自主、扎根的主体性,这如何影响了台湾的经济发展?

  刘:刚才已经谈过,国家资本养大了代表台湾资产阶级的资本家、企业家,所以作为私人资本,他们对专制的政权虽然不喜欢,但也不敢太反对。正如陈先生刚才所说,他们要求的是局限于经济层面的“相对的自主”,而非“普遍的自主”。这种性格和台湾资产阶级的主体性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拿他们跟日本、韩国的企业家相比较的话,就可以发现台湾企业的主体性实在太脆弱了。所谓主体性,从经济观点来看,要不要扎根在台湾就是主体性的一种表现。但是看起来,台湾的企业家、资本家没有如此的心态与打算。这与政治权力的性格又有一定的表里关系。

  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队

  台湾的政治权力本身就是具有流亡性格,这种政治上的逃难后遗症影响到社会上、经济上的各种层面。比如说,台湾的企业家在赚了钱之后通常有两个打算:一个当然是扩大自己的事业,另外一个是准备避风逃难。这个避风的现象从近年小留学生问题上也可看出,将自己的家属预置于国外,他所赚的一部分钱自然转到那里作为避风的准备,另外一部分留在台湾能赚多少就算多少。这种心态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有,所以他们的主体性太弱了。这与东南亚的华侨、香港的资本家有何不同?是分不出来的。

  1973年12月,蒋经国在国民大会宣布:将以五年为期,克服万难,加速完成南北高速公路,铁路电气化、北回铁路、中正国际机场、台中港、苏澳港、大钢铁厂、大造船厂、石油化学工业等九项建设

  我们举韩国资本家的例子来说明,他们尽管资金不够,甚至举外债来投资,也想要扎根下去。所以日本的企业家对韩国的经济很提防,对我们台湾是不怕的,认为台湾企业家华侨性格很重,认为我们的经济没有根,也不想扎根,但只要赚钱就好,所以根本不怕台湾竞争。虽然台湾很竞争,对日本不构成威胁。

  再说日本企业家,他们的主体性更强。不只是企业家,而且一般老百姓也是一样。例如有一段时候,美国的利息很高,日本的利息很低,世界各国的个人资金都流到美国生利息,但日本的个人资金跑到美国的不多,仍将钱存在日本银行。当然日本的银行及信托保险机构于是利用这笔钱到美国去生利息,再将钱带回来分给日本大众,可见日本虽是自由经济但资金不易外流。

  不只是经济方面,在人才方面亦然。日本的学人到海外,不论是在美国或英国,学有成就的人,最后还是跑回日本来。他们回到日本的地位不一定很高,可能还要重头再来,例如一位东京大学的经济系教授,年轻时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授,成名后自愿回到日本来,这时宁愿被聘为副教授也甘愿。日本人的这种心态,在经济、社会上都是一脉相承。这一点也是我自己的反省,我没有资格再说下去了。

  在戒严体制下,农民及劳工阶级吃亏最大

  陈:在国土分裂-冷战-“反共”体制下,台湾劳工的处境如何?

  刘:冷战-“反共”的体制,具体说,在台湾就是戒严体制。在这个体制下,吃亏最大的就是劳工阶级。当然农民也一样吃亏。先说农民,从表面上看,农村土地改革农民得到好处,农业发展也给农民很多好处。不过从经济的循环结构来看,实际上他们得到的好处并不多,好处的大部分反而是给国家及资本家分走了。

  其次,台湾的劳工,随着1960年代出口加工的发展,劳工在社会上的数量增加,成为新的社会阶级,但是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很低,因为在戒严体制之下,劳工没有劳动基本权,即没有团结权、交涉权及争议权三权。团结权就是组织工会与工运的权利。台湾虽有工会,但都是御用工会,劳工没有自己的工会,也没有工运的自由。交涉权是与资方交涉自己的工资与劳动条件的权利,没有自己的工会也不许工运就很难有这个机会。在过去三十多年来,从来没有听过劳工与资方议价的事例。而第三个争议权更不可能,劳工禁止罢工。在一般劳动基本权中,罢工是合法的。而台湾的劳工过去完全不能享有这个权利,这当然是由于受戒严体制限制的结果。

  南北高速公路,即中山公路,北起基隆,南至高雄,全长373公里,是纵贯台湾南北的交通大动脉,把南北车程从原来的8小时缩短到4小时,将台湾岛的运输,从铁路时代拉入到了公路时代。

  为何国民政府压制工运与劳动基本权?因为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失败,不只是败于共产党的内战,而且在处理工运上也有失误,吃了大亏。所以他们常以为工人后面就是共产党,认为搞工运的就是左的,见到工运马上就给戴上红帽子。这样的成见,当然使得台湾的劳工吃了不少苦。然而现在台湾劳工的凝聚力正在茁壮成长。目前台湾的劳工大概有500多万人,而制造业有270万左右,服务业也有200多万,农民只有100多万。如此说来,劳工阶级的成分加上他们的家属,约占台湾人口的一半以上。这个社会阶级过去一直没有人真正替他们的利益说话,工会是国民党的御用组织,只会站在官方立场说话,工人也不相信工会,这是很大的缺点,而台湾的资产阶级很少会替劳工的利益说话,难怪劳工内心有很大的不满。

  今日台湾走的是香港模式而不是日本模式

  陈:台湾有可能重复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吗?日本的经济发展颇得利于以下几点:(一)在美国军事保护下,军费大幅减免;(二)韩战、越战时,日本发展军需工业,大发战争财;(三)美国为了围堵中共,要求日本不与中共建交,放弃大陆市场,而以东南亚各国的市场作为补偿。

  刘:今日台湾的发展是否走日本模式?不可否认,前二十年的发展是类似日本模式,但到1980年代以后,台湾工业升级不上、经济转型不来、外汇储备多、海外投资的压力又大、资金过多等等,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实在困难重重。观察最近工业升级与海外投资的动态,我觉得台湾的发展慢慢在离开能走日本模式的路。

  蒋经国视察桃园机场工地

  另外一条路就是香港模式。香港只有轻工业和服务业,尤其靠国际性金融贸易来维持其高所得。从以上两个模式来看,最近韩国的经济动态靠近日本模式,而台湾的经济走向香港模式,这是我的看法。然而,从历史经验来看,韩国要成为第二个日本是不太可能的,例如日本的经济发展以英国为师,但今日日本的经济与英美不完全一致,尤其是劳资关系有很大不同。可见韩国和台湾是不可能完全成为第二个日本,如刚才谈到的生产力水平的不同,虽然表面上消费生活是相似的,但产业技术结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

  刚才陈先生说日本战后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和背景相当好,日本资本主义依赖美国在远东的世界性“反共”战略,在美国扶持下重新站起来成为亚洲一大“反共”势力。但是今日的日本与战前已不一样,日本的财阀虽然恢复,但今日的垄断情形与过去不一样,其“反共”势力也不是那么狭隘的。台湾如果要学习日本的发达资本主义,如陈先生所言,当然今日不能再学日本占领殖民地的政策,我们要学习的是日本战后的政治、经济、劳动等一连串的民主改革,不然要像日本那样发达是很难的。

  世界资本主义支配下的经济,财富的转移及附庸性是边陲性经济的特征

  陈:在冷战-国土分裂-“反共”依赖体制下的台湾经济,在发展上有何限制?如何克服这些限制并探索出具有主体性的自主发展?

  刘进庆《刘进庆文选:我的抵抗与学问》台北人间出版社2015年版

  刘:台湾现在的政治、经济正面临着转型,到底是否已经转型了呢?从表面看,是上了一层!从内容看,是还没有。现在的经济特性是什么呢?清末是半殖民地经济,日据时代是殖民地经济,这是经济史上的一般论法。战后是半殖民地经济吗?我认为也不算是,因为政治有主权,而“半”的意思不清楚。我认为现在的台湾经济是边陲性经济。

  对边陲性的概念应该说明一下。在我的论文中曾提过,第一个标志是世界资本主义支配下的经济:今天的台湾经济已经不是独立的地区经济,而是属于世界跨国企业分工体制下的经济形态。

  第二个标志是价值(财富)的转移:台湾经济发展,财富增加是个事实,但仔细地看,台湾资本赚小钱,外资赚大钱,一般老百姓生活还过得去,但并不是非常富裕。此外,即使台湾的资本赚小钱,台湾的财富应该有更多积累,但事实是社会资本还很不够,理由是军事财政负担很多,劳力工资低廉,过去资金大量外流,总观社会经济的节余,有转移他国的循环结构。现在资金多而不投资,过剩资金有随时转移到海外的可能,这是边陲性的一个现象。

  刘进庆《台湾战后经济分析(修订版)》台北人间出版社2012年版

  第三个是附庸性:当然现在世界各国经济都有互相依赖的关系——我们所追求的是水平式的依赖关系;如果是垂直性的依赖,那就等于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了。这必须从具体方面来说,如日本经济的对外依赖性也很深,他所要的原料需从海外进口,再加工出口,但他们有自己的市场,如果海外市场不行,还可以靠国内市场来维持。但我们台湾的经济要靠国内的市场是不成的,比如我们两项策略性产业,电子业,不靠外资、外国技术、外国市场是不行的,纺织业可说是台湾本身自己开发的民族产业,从进口石油到中间原料,最终消费品是我们自己制造的产品,但市场就大部分要依赖外国。其他塑料加工业和杂项加工业也具有类似的循环结构。

  反观,日本的汽车、钢铁、电子业,虽然也依靠外国市场,但国内市场需求更大。此外,他们有自我开发尖端技术的能力,超越对方的竞争能力,这种能力我们是没有的。至少拉到水平互相依赖的能力都还没有。虽然目前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台湾的经济发展还算不错,但本质上对美日中心国家的依赖性仍是根深蒂固。

  如何克服这个问题,是一个长远的课题,可能还要到21世纪才能赶上。

  刚才陈先生谈到国土分裂的问题,这个因素可以加进来考虑。在国土分裂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在经济上和大陆有相辅相成的利害关系在,对于克服边陲性的课题会有不一样的途径和看法。撇开政治问题不谈,以台湾的农业基础、轻工业技术、经营人才和大陆的市场与资源结合,确有相辅相成的层面,而具有克服边陲性的展望,这样一来,对美国和日本的立场就会不同。问题是牵涉到台湾和大陆的政治问题,这个问题目前大家有很多意见,我只好把政治问题摆开,单从经济方面来探讨。

  台湾经济自体性的问题,就与此有关。如果台湾与大陆可以做经济交流,我们突破边陲性的选择途径就比较多。当然对大陆的市场,现在全世界都在注意。台湾要如何克服边陲性经济的局面,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在最近的将来是不可能的。但,我对台湾的前景并不悲观,虽是边陲性,但在边陲性的结构下,在第三世界中,台湾还是相当不错的。由于国际社会以及台湾内部的条件都会变,从海外来看,抓住机会,继续努力,台湾的经济前途是相当乐观的。

  刘进庆的“最终讲义”[退休前最后一堂课](2002年1月)(图片为邱士杰提供)

  政府政策摇摆不定

  陈:70年代,政府曾有意将钢铁、造船厂开放给民资,何以没有成功?国营企业有可能转为民营吗?

  刘:关于国营企业移转民营的问题,目前政府的政策仍是摇摆不定。例如中钢、中船原先创业时,是要开放股份的一半给民间的,但由于民间看钢铁、造船风险大,没有前途,所以不敢投资,最后不得不归为国营。那时民间有兴趣的是石化工业,政府却说依据民生主义国策,不许民间经营。允许民间经营钢铁,不许投资石化,这说明政府没有原则。只因为石化工业容易经营,有把握可赚钱。结果,1970年代的重工业化政策,反而把国营企业分量扩大,这是叫台湾资本主义发展开倒车的做法,所以台湾资本主义化比韩国落后,在这一段时候就显现出来了。

  陈:近来据说台湾有些厂商转往香港、甚至深圳投资设厂,事实如何呢?您认为官方对此应采取什么态度?

  刘:最近,汇率升值,导致台湾企业往大陆深圳跑,这已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目前台湾、香港、韩国、大陆在某些产业已经形成一个地区分工体制。例如纺织业,台湾的纺织业的中间原料有不少经由第三国经销商到大陆去。成衣加工方面,依据日本的一些研究报告,目前台湾与香港、韩国的商人到世界各地去接订单,成本太高的商品,都转交到深圳或其他大陆经济特区去承包加工。据说其他行业也开始有如此交流的现象。

  台湾中兴纺织厂,1991年初率先赴上海投资设立成衣厂

  我认为官方可能无法禁止这些现象,就台币升值来说,对台湾的企业可说是松了一口气。升值的压力,可由大陆的廉价劳工来突破,对个别的企业有利,对台湾的经济也没有坏处。这在于你要把大陆看待是同一各国家或另一个国家,这是个很微妙的问题。若看成是一个国家就轻松了,但对台湾当局当局是不利的,对过去三十余年来在政治上占据的既得利益阶层是不利的,因为允许这样做,会影响台湾未来的政治前途。

  追求和平经济,政治问题必须突破

  陈:台湾面临技术升级的问题,您认为前景如何?

  刘:从台湾的人力资源来看,应该是有可能的。不论是留在国内,或在海外的人才,在主观、客观上都有此条件。在二千万的人口中,再加上我们相当高的教育水平,人力资源应该是够的。

  陈映真(1937年11月8日-2016年11月22日)

  要上升为中心地区,科技基础应该上升,否则如香港、新加坡,国民所得已六、七千美元,但仍被视为第三世界国家,因为技术水平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国际水平。台湾目前也面临着这个问题。

  台湾目前的问题在由于政治问题,让许多人才、人力资源无法在台湾发挥,这是很大的遗憾。政治问题,也影响到军事财政的改造,目前我们的军费国防负担仍然很重。今日我们应追求的是和平经济,若仍要坚持“反共”复国的基地经济,那么国防经费的包袱就放不下来,社会资本充实不了,技术开发升级不上,这是牵涉到基本的政治选择的问题。若是朝向和平经济、民主政治的方向走,人力资源的发挥就能更大,资本对台湾的打算就能更长远,说不定海外的人才也将纷纷归来,这是一个突破的途径。

  “台湾经济发展的虚相与实相”访谈述评

  文 | 邱士杰

  旅日学者刘进庆(1931-2005)是著名的左翼经济学家,也是知名的旅日中国统一运动者。他在东京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论文《战后台湾经济分析》(1975年出版)是战后台湾经济最早的研究成果,也是他基于东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育而完成的左翼分析。

  战后台湾经济的优异表现自六十年代以来便是学界承认且努力解释的课题,但刘进庆采取了“反潮流”的研究方针。为了反对国民党戒严独裁统治,刘进庆一直批判地看待战后台湾经济。这是他的成就所在。然而他的批判眼光也包含着误判。《战后台湾经济分析》的原稿(1972)以“绝对主义”和“半封建”界定战后台湾经济的本质仍然处于前近代,谴责意味极浓。而谴责意味如此深重的定性不但使他低估了台湾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发展,也让1975年出版的《战后台湾经济分析》必须删去因为低估而与现实脱节的术语与论述。没有删去的过低估计,就成为八十年代刘进庆持续自我修正的前提。

  刘进庆《戦後台湾経済分析:一九四五年から一九六五年まて》(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5)

  八十年代刘进庆承认台湾作为“NIEs”(新兴工业经济地域)而高速成长,但认为“NIEs”并不意味着台湾解除了对美日两国的依附,而是始终具有边陲性,即“新殖民地性”。另一方面,他开始承认主政者的民族主义意志推动了战后台湾经济发展,因而也认为依附论的解释力有一定局限。——这些新想法就是“台湾经济发展的虚相与实相”这篇访谈的基本背景。

  刘进庆、 隅谷三喜男、涂照彦:《台湾之经济——典型NIES之成就问题》,雷慧英译,台北:人间出版社,1997年。

  战后台湾的“资本”是刘进庆毕生思考的问题。资本主义有资本,但资本不等于资本主义。这样的视野衍生自《资本论》指出的“资本主义起源的两条道路”:第一条是“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这是资本主义真正革命性的道路,生产方式的变革让资本主义产生了适合自己的资本;第二条则是“商人直接支配生产”,前近代的商人资本可能为获利而采用资本主义生产,但也会为了获利而选择保存旧的生产方式,从而在各地给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阻碍,所以前近代的资本不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因此,就算战后台湾经济的本质仍然未能转化为近代的资本主义,也可以有资本的存在与发展。《战后台湾经济分析》所称的“官商(金融)资本”就是半封建政权底下,藉由金融机制,超越省籍矛盾而在公、私营资本之间形成的金权综合体。相对于社会上存在的许多资本,官商资本是高于一切的支配性资本,从而是工农大众反对国民党戒严独裁体制时必须直指的革命对象。刘进庆主张“官商资本”缺乏长期在生产领域获利的毅力,却往往如前近代的商人资本(或高利贷资本)那样,往各种可以快速获利的方向钻营(比方在流通领域改变社会财富分配)。在九十年代,他将此特性称为“商人资本性格”。

  刘进庆2002年7月返台与青年学生座谈,前排左起第三位是劳动人权协会会长林书扬(图片为邱士杰提供)

  这篇访谈可以看到刘进庆再次产生的误判──基于商人资本性格论。他认为台湾当局与资本家无心且无力从事高科技研发和长期投资,产业难以转型升级。这也导致刘进庆始终低估台湾高科技产业的潜力。虽然后来的历史发展反驳了刘进庆,但商人资本性格论作为刘进庆分析台湾“资本”的结论,仍能解释台湾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各种反生产性的现象以及台湾民众的经济心性。更重要的是,商人资本性格论指出台湾资本主义的“矮小性”。在怀抱着中国民族主义的技术官僚努力引领下,战后台湾确实有机会延续洋务运动以来的近代化路线,长成“成熟”或“健全”的“中国资本主义”。但正如刘进庆(以及林书扬、陈映真等人)所言,战后台湾资本主义终究不健全,资产阶级软弱无志气。如此一来,与台湾资产阶级矮小化相适应的政治视野自然只能是依附美日、偏安一隅的分离主义,而不是建设祖国,胸怀民族的中国统一运动。当我们分析台湾分离主义运动的成因,刘进庆研究战后台湾“资本”而发现的特性,或许仍能给我们相当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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